18世纪大清帝国的盛衰之变

持续百余年(1681—1796)的康乾盛世,曾以国力强盛、气象宏伟震撼一时,其时*统一,经济发展,文化繁荣,时人所谓“德业于今臻盛大,直超三五辟鸿蒙”,“舞遍两行红结队,儿童齐唱太平年”,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,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,坚信“海甸巩于金瓯,邦家奠于磐石”。

然而,历史并没有沿着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,康乾盛世并未长期延续。自18世纪80年代以后,民众反抗就不断爆发,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,更为清朝的盛世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。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,坠入凄风苦雨、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。“变起一朝,祸积有素”,清帝国的盛衰之变,既源于传统社会“盛极而衰”的一般规律,更源于当时统治者在指导思想、内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失误。

持盈保泰:一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

每一个时代,统治者都要根据形势的需要,制定自己的施政方针。乾隆二十年前后,随着统一新疆战争的顺利进行,乾隆帝感到清朝进入了“全盛”、“盛满”时期,从此将“持盈保泰”作为自己基本的治国方略。乾隆帝谈论“持盈保泰”并非始于中叶,但作为一个基本的为政方针, 它是在统一新疆战争过程中逐渐确立的。 乾隆二十三年(公元1758年)时,阿睦尔撒纳已经覆灭,乾隆帝在诗中写道:“重熙累洽诚斯日,保泰持盈亦此时”,“遗孽廓清永砥属,持盈益励敬皇皇”。及西师彻底告捷,“持盈保泰”更是屡屡见诸诗文,如“赤县东西一蔚侯,黄图南北共车书。家饶室备均希彼,保泰求安敢懈予”。“于今祇凛持盈念,绝域宁夸拓土材?耆定新疆筹善后,共勤耕牧辟汙莱”。乾隆二十四年,在关于统一新疆的上谕中更明确宣布:此后,“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,夙夜倍切,永兢此意,愿与中外臣民共之”(《乾隆朝上谕档》乾隆二十四年十月)。